貝特森與雙重綁定
作者: 奇樹@4砵典乍街
學習系統家庭治療的過程中，必然會聽說過人類學家貝特森（Gregory Bateson）。他的研究興趣十分多元，父親是遺傳基因學的重要人物，可能因此培養了其科學精神。筆者最近出席了一個關於貝特森思想的講座，很受裨益，希望在此跟大家分享。
認識貝特森，首先要理解他大力提倡的控制理論（Cybernetic）。他所理解的系統運作方式，有別於一貫的線性思維，而是不斷自我調節的循環。由於這套理論的影響力廣泛，我們現代人其實不難捉摸箇中精要：「輸入」(input) 的信息引致「輸出」(output) ，但「輸出」的信息會經過「反饋圈」 (feedback loop) ，繼而影響新的輸入值。反饋可以概分為「正向」(positive feedback) 和「負向」(negative feedback)，正向反饋鼓勵改變，納入原有的模式成為新常態；負向反饋則排除偏離常規的行為，維持系統的穩定。
就以一個離婚家庭為例：當父母決定要終止婚約，小兒子產生了焦慮的表現，這為家庭系統輸入了新的訊息。為了處理孩子的問題，疏離的父母再次合作起來，大人間重新建立的互動令小兒子的焦慮減少。這就是典型的「負向反饋」，父母的行為輸出緩衝了輸入值（孩子的焦慮），原本的家庭結構得以維繫。換個情況，父母能清晰界定每邊的家規，協助小兒子適應新的秩序，焦慮也會隨時間減少。「正向反饋」會幫助家庭系統重新調整以適應新的環境。透過控制理論理解家庭治療的過程，就是要打破負向反饋的常態，鼓勵帶來改變的正向反饋。
在此，我們還要明白貝特森的另一個概念：「元語言」(meta-language)。人類語言的特色是，它包含了一詞多義、象徵、借代、幽默等多樣性。日常社交裡，溝通的方式有很多維度，在言語字眼以外，還會透過各種節奏語氣、肢體動作、規範模式、權力關係，來表達所謂的「弦外之音」。貝特森於50-60 年代針對研究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溝通模式，發現了他們普遍都有「元語言」上的障礙，無法辨別對方說話的動機和意義，開玩笑視為指責，客套話誤會成命令。現代越來越多實證顯示，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確展現出「社會認知」(social cognition) 和「元認知」(metacognition) 的缺失，指向的其實是同一個現象。
掌握到這點，會幫助我們了解貝特森所指的「雙重綁定」（double bind）。顧名思義,當局者同時接收到自相矛盾的指令，故此面臨一種進退失據、「做又死唔做又死」的兩難。造成這種兩難的，正是語言與元語言間的不協調。承接上文的離婚家庭例子，母親一方面告訴小兒子「你應該跟父親保持來往」，另一方面卻經常向小兒子流露對前夫管教方針的不滿，這就形成了雙重綁定的局面。大人自身未處理的情緒矛盾，演變成管教指令上的矛盾，這會對有依附需要的孩子構成偌大的心理壓力。貝特森因而推論，雙重綁定是導致精神分裂症的重要因素。
以當今神經醫學的理解，精神分裂症並沒有一個普遍共通的成因，但貝特森的思想依然有其借鑒之處。家庭成員出了狀況，系統自然會透過反饋圈去回應。元語言也是反饋圈的一環，它往往是大人表裏不一、孩子無所適從的障礙所在。家庭治療相信「窮則變，變則通」，要促進系統的正向改變，溝通方法必須要一致，家庭規則才得以重新審視和制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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